第一千四百七十五章断章取义的国外学者
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疑问不少,主要的也就有六点。
上述说了三点,第四是「工程」不依靠《今本竹书纪年》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。
一味断定其为伪造,有很多人也不认可,因为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。
第五点是「工程」使用的碳-14计算程序,仅有68.3%的置信度。
第六,「工程」对一个晋侯墓的碳-14测量,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。
而「工程」在不同的论文中,使用了不同的数据,这似乎有漏洞。
另外,一些海外学者对「工程」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。
这里主要还是公元前899年周懿王‘天再旦于郑,的日食问题。
然而,在国外,早已经有人指出,这个日食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。
一些海外学者觉得《简本》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,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。
可是,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,却需要参考外国人的研究?他们研究的就是对的?
比如说,通过天文学研究,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,定为公元前1046年的美国学者。
这一学术,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。
而我们的《简本》,对此只字未提。
还有,甲骨文专家董作宾,早就指出「天再旦」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食现象,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,定为公元前966年。
后来,南朝学者方善柱,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,公元前966年有误,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。
至于「天再旦」的问题,因为《简本》篇幅有限,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。
还有,「天再旦」的报道,有不妥当之处。
后来对碳-14方面的背景知识,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。
除此之外,还有霓虹的小泽贤二也对工程根据「岁在鹑火」,而把武王伐纣年份定为公元前1046年,而不是1027年,提出了批评。
理由是我国确定金木水火土五星为岁星的时代,是在战国时期,不能据此认为该句中的「岁」就是木星。
难道这些我们不知道,我们的专家会不知道五行?他们会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
这些人能够想到的东西,我们都想不到?
2003年4月12日的这次辩论,热烈程度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,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。
批评「工程」的学者中,特别是蒋祖棣这人很有意思,要知道当年他在国内,也算是有点学术地位。
但是,去了丑国之后,人家的研究就更有意思了。
《蒋文》最重要的内容,是讨论「工程」对「武王克商」年代的研究。
《蒋文》作者注意到,「工程」使用的是oal系列样品程序。
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,并以此验算了「工程」发表的、为数不多的碳-14数据。
结果,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《简本》公布的「拟合」数据。
…
《蒋文》介绍说,o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,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,但只有
20年左右」的要求。
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,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,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。
也就是说,「工程」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,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。
《蒋文》又指出,「工程」依据的o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,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。
国际碳-14专家,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,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,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。
其人为成分是指,在计算中碳-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「系列样品」。
即一组分期明确,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。
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,勉强为之,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。
《蒋文》以「工程」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。
「工程」的断代方法,将澧西各个文化层,以西周各王为名称。
如:第一期是「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」,等等,这样的断代法称为「间隔的」。
而《蒋文》作者本人,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,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。
他所用的断代方法,称为「渐序的」,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。
如:第一期是「先周期」。
二者的区别在于「间隔法」要求各期,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。
相邻各期,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,不能有交错;
而「渐序法」则没有这样的要求,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。
《蒋文》强调,在商周考古中,「工程」的「间隔法」非常不实用。
因为出土的陶器、谷物、木头等物品,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。
再者,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,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。
比如:做棺材的木料,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,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;
因此它的碳-14数据,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。
《蒋文》的结论是,「工程」所谓的「多学科研究」的创造,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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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考古地层的划分、出土陶器的分期,以及年代误差,有数百年的碳-14技术。
这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,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。
从学术角度看,《蒋文》对「工程」的批评有理有据,是非常客观的。
「工程」所犯的错误,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,而是方法上的,是致命的。
在会议上,蒋祖棣向与会者,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。
最后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,和oai序列程序,当场对「工程」公布的碳-14的若干数据,重新进行验算。
既然是反对人士,结果很明显与「工程」的有差距。
我的系统不正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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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说了三点,第四是「工程」不依靠《今本竹书纪年》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。
一味断定其为伪造,有很多人也不认可,因为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。
第五点是「工程」使用的碳-14计算程序,仅有68.3%的置信度。
第六,「工程」对一个晋侯墓的碳-14测量,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。
而「工程」在不同的论文中,使用了不同的数据,这似乎有漏洞。
另外,一些海外学者对「工程」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。
这里主要还是公元前899年周懿王‘天再旦于郑,的日食问题。
然而,在国外,早已经有人指出,这个日食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。
一些海外学者觉得《简本》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,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。
可是,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,却需要参考外国人的研究?他们研究的就是对的?
比如说,通过天文学研究,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,定为公元前1046年的美国学者。
这一学术,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。
而我们的《简本》,对此只字未提。
还有,甲骨文专家董作宾,早就指出「天再旦」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食现象,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,定为公元前966年。
后来,南朝学者方善柱,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,公元前966年有误,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。
至于「天再旦」的问题,因为《简本》篇幅有限,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。
还有,「天再旦」的报道,有不妥当之处。
后来对碳-14方面的背景知识,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。
除此之外,还有霓虹的小泽贤二也对工程根据「岁在鹑火」,而把武王伐纣年份定为公元前1046年,而不是1027年,提出了批评。
理由是我国确定金木水火土五星为岁星的时代,是在战国时期,不能据此认为该句中的「岁」就是木星。
难道这些我们不知道,我们的专家会不知道五行?他们会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
这些人能够想到的东西,我们都想不到?
2003年4月12日的这次辩论,热烈程度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,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。
批评「工程」的学者中,特别是蒋祖棣这人很有意思,要知道当年他在国内,也算是有点学术地位。
但是,去了丑国之后,人家的研究就更有意思了。
《蒋文》最重要的内容,是讨论「工程」对「武王克商」年代的研究。
《蒋文》作者注意到,「工程」使用的是oal系列样品程序。
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,并以此验算了「工程」发表的、为数不多的碳-14数据。
结果,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《简本》公布的「拟合」数据。
…
《蒋文》介绍说,o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,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,但只有
20年左右」的要求。
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,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,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。
也就是说,「工程」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,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。
《蒋文》又指出,「工程」依据的o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,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。
国际碳-14专家,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,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,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。
其人为成分是指,在计算中碳-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「系列样品」。
即一组分期明确,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。
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,勉强为之,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。
《蒋文》以「工程」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。
「工程」的断代方法,将澧西各个文化层,以西周各王为名称。
如:第一期是「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」,等等,这样的断代法称为「间隔的」。
而《蒋文》作者本人,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,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。
他所用的断代方法,称为「渐序的」,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。
如:第一期是「先周期」。
二者的区别在于「间隔法」要求各期,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。
相邻各期,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,不能有交错;
而「渐序法」则没有这样的要求,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。
《蒋文》强调,在商周考古中,「工程」的「间隔法」非常不实用。
因为出土的陶器、谷物、木头等物品,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。
再者,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,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。
比如:做棺材的木料,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,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;
因此它的碳-14数据,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。
《蒋文》的结论是,「工程」所谓的「多学科研究」的创造,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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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,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。
从学术角度看,《蒋文》对「工程」的批评有理有据,是非常客观的。
「工程」所犯的错误,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,而是方法上的,是致命的。
在会议上,蒋祖棣向与会者,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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