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百四十四章国子监官版
这五本书是古籍,但是古籍的印刷有很多避讳。
既然是古籍,一些规矩是必须要遵守的,所以,这里就有一个取巧的办法,来鉴定这套书的印刷年代。
那就是看这本书里面,到底是避讳了哪些皇帝的名字。
所以,现在首先要考据文中的避讳字,这个可就要好好推敲。
宋代程大昌《演繁露》卷五有如此表述:“本朝著令,分名讳为二:时君之名,则命为御名。”
这话什么意思呢?就是我们在宋版书里常见到的,遇到当时国君的名字,就用四个小字“今上御名”避讳。
也幸亏陈文哲的记忆很好,要不然,他只是看过这方面的报道,还真记不住当时是怎么鉴定的,最起码,一般人是不会对这些细节,进行记忆的。
可陈文哲不同,他喜欢做鉴定,而鉴定可以得到成就值。
所以,只要是跟鉴定相关的信息,他都会特别记忆。
现在,只是稍微想一下,他就记起来
比如,这本礼部韵略之中,“恒”字右半边缺墨笔。
这显然是回避北宋真宗赵恒的讳,说明那一套书刻印的时间,当在仁宗一朝或稍后。
而仁宗赵祯一名,在书中也未曾遇到。
这就透露出“祯”字是回避的,至于仁宗之后英宗赵曙、神宗赵顼、哲宗赵煦、徽宗赵佶、钦宗赵桓则均未予回避。
进一步证明,此书不会晚于北宋。
根据这样的鉴定方法,陈文哲很快就推定,此书刊刻于北宋仁宗景祐四年也就是1037年,至英宗治平四年(1067年)之间。
这样的一套书,肯定是海内外现存最早的《礼部韵略》刻本。
不过,这一推定,肯定要结合此书的材质。
这套书,其开卷为皮纸印造,捣碎桑树皮的外皮依稀可见,这样的特征,肯定会被认定为接近北宋版本的重要特征。
这种方法鉴定,有个讨巧之处,它恰恰是一部考试用书,押韵、避讳,尤为严苛。
如果是之前,对于古代的科举,陈文哲还真不太懂。
但是,这里是长安,恰恰他之前逛过碑林,而在碑林之中,最不缺的就是四书五经!
之前在学习景云钟制作的七天当中,他在梦中也会溜溜号,看看其他方面的记忆,学习一些不同的知识,来放松一下精神。
所以,对于那些记载在隋侯之珠内的古代科举书籍,他也随便看了看。
也就是他记忆力超强,就算随便看看,也记下来了很大的一部分。
现在结合这部礼部韵略,可以发现的东西就比较多了。
陈文哲知道,之前发现的那部礼部韵略,可谓是是重大典籍发现!
因为是更早的版本,其内容就越是全面,因为后期印刷的版本,已经是经过多次删减。
这么一套书,能流传下来,可真是不容易,也可以说是幸运。
不仅是鉴定方法有些幸运,就连这部书的命运,也幸运之至。
因为像它这样的考试工具书,朝代一变就作废,没有用了就会扔掉。
现在人们想找一本明代的《三字经》都难上难,居然让这本北宋的《礼部韵略》给流传下来了,这得多大的运气?
当然,运气还远不止于此。
即便在北宋朝,这部关系着无数学子命运的韵律“圣典”,也曾历经数度增减删改。
北宋沿袭唐制,科举不仅测试经义、策论,还要加试诗赋。
而到了王安石主持变法时,便不再考试诗赋了,《礼部韵略》形同一部废书。
而待到此后,司马光主政,他又恢复了前朝惯例。
这时当政者又想恢复《礼部韵略》,可语言已发生了变化,牵涉的字大概有十几个,皇帝就命人把这些字给填补进去。
然而,不久之后,又宣布不考试诗赋,等于原先补的那些又作废了。
《礼部韵略》再执行,已是南宋绍圣年间的事儿,这又过去了一百多年。
从书的名字命名来说,真真正正叫《礼部韵略》的唯有这一部。
可以说,这部《礼部韵略》就是当时的《新华字典》。
现在的《新华字典》每版都不一样,旧版很快就消失了。
而正是这未经删减的最早版本,对现代人研究当时礼制体例的演变、相关音韵之间的关系,都能提供唯一依据。
也就是说,这本书里面的很多内容,都是后世版本所没有的。
这样一来,后人要想仿造,那就仿无可仿,除非你是臆造,也就是凭空想象着直接乱编。
但是,这么一部如同字典一样的书,你怎么编才能不漏破绽?
所以,到了此时,这部五本的礼部韵略,应该因为其记载的内容,而被认为是真正的宋刻本。
到了此时,还有鉴定的最后一步,那就是怎样判定这套典籍的“出身”?
要知道,就算是宋刻本,也是有着民间刻本和官刻本之分。
这可不一样,很显然,官刻本肯定更好,价值也更高。
只不过,不管是什么时候,民间的坊刻本都是最多的,留存下来的几率也更大。
比如之前在国内留存下来的那套,最终被认定属民间坊刻本。
而这一套,陈文哲怎么看,都不像是民间刻本,因为制作的太精良了。
还是那句话,不管是什么时候,坊间刻本,都不如官刻本精良。
最起码官刻本排版、印刷的更加专业,不会太粗糙,这就是民间刻本和官刻本的区别。
看第一本书,上面有着明显的官文。
当然,有这种官文,也不代表就是官刻本,只不过是有了一种可能。
陈文哲记得很清楚,之前那套礼部韵略藏书的主人,起初告诉众位专家的时候,就说那套书为北宋国子监官版。
理由是那套书卷目之上,留有官文。
其实那篇牒文,是在叙述丁度等奏进札子中的话语。
札子是古代一种公文,多用于上奏的文件,就是电视上演的那种东西。
尽管有这样的话“如可施行,送国子监印造颁行”。
但这只是丁度等,进呈书时的话,不能直接证明那一套书,就是北宋广韵刊修所的雕造。
再结合那套书装帧风格偏粗糙,且书中出现了好几种字体,很多专家认定,它不是所谓北宋国子监的官版,而属民间翻刻。
不过,由于是考试书的缘故,内容提供的还是权威官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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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是古籍,一些规矩是必须要遵守的,所以,这里就有一个取巧的办法,来鉴定这套书的印刷年代。
那就是看这本书里面,到底是避讳了哪些皇帝的名字。
所以,现在首先要考据文中的避讳字,这个可就要好好推敲。
宋代程大昌《演繁露》卷五有如此表述:“本朝著令,分名讳为二:时君之名,则命为御名。”
这话什么意思呢?就是我们在宋版书里常见到的,遇到当时国君的名字,就用四个小字“今上御名”避讳。
也幸亏陈文哲的记忆很好,要不然,他只是看过这方面的报道,还真记不住当时是怎么鉴定的,最起码,一般人是不会对这些细节,进行记忆的。
可陈文哲不同,他喜欢做鉴定,而鉴定可以得到成就值。
所以,只要是跟鉴定相关的信息,他都会特别记忆。
现在,只是稍微想一下,他就记起来
比如,这本礼部韵略之中,“恒”字右半边缺墨笔。
这显然是回避北宋真宗赵恒的讳,说明那一套书刻印的时间,当在仁宗一朝或稍后。
而仁宗赵祯一名,在书中也未曾遇到。
这就透露出“祯”字是回避的,至于仁宗之后英宗赵曙、神宗赵顼、哲宗赵煦、徽宗赵佶、钦宗赵桓则均未予回避。
进一步证明,此书不会晚于北宋。
根据这样的鉴定方法,陈文哲很快就推定,此书刊刻于北宋仁宗景祐四年也就是1037年,至英宗治平四年(1067年)之间。
这样的一套书,肯定是海内外现存最早的《礼部韵略》刻本。
不过,这一推定,肯定要结合此书的材质。
这套书,其开卷为皮纸印造,捣碎桑树皮的外皮依稀可见,这样的特征,肯定会被认定为接近北宋版本的重要特征。
这种方法鉴定,有个讨巧之处,它恰恰是一部考试用书,押韵、避讳,尤为严苛。
如果是之前,对于古代的科举,陈文哲还真不太懂。
但是,这里是长安,恰恰他之前逛过碑林,而在碑林之中,最不缺的就是四书五经!
之前在学习景云钟制作的七天当中,他在梦中也会溜溜号,看看其他方面的记忆,学习一些不同的知识,来放松一下精神。
所以,对于那些记载在隋侯之珠内的古代科举书籍,他也随便看了看。
也就是他记忆力超强,就算随便看看,也记下来了很大的一部分。
现在结合这部礼部韵略,可以发现的东西就比较多了。
陈文哲知道,之前发现的那部礼部韵略,可谓是是重大典籍发现!
因为是更早的版本,其内容就越是全面,因为后期印刷的版本,已经是经过多次删减。
这么一套书,能流传下来,可真是不容易,也可以说是幸运。
不仅是鉴定方法有些幸运,就连这部书的命运,也幸运之至。
因为像它这样的考试工具书,朝代一变就作废,没有用了就会扔掉。
现在人们想找一本明代的《三字经》都难上难,居然让这本北宋的《礼部韵略》给流传下来了,这得多大的运气?
当然,运气还远不止于此。
即便在北宋朝,这部关系着无数学子命运的韵律“圣典”,也曾历经数度增减删改。
北宋沿袭唐制,科举不仅测试经义、策论,还要加试诗赋。
而到了王安石主持变法时,便不再考试诗赋了,《礼部韵略》形同一部废书。
而待到此后,司马光主政,他又恢复了前朝惯例。
这时当政者又想恢复《礼部韵略》,可语言已发生了变化,牵涉的字大概有十几个,皇帝就命人把这些字给填补进去。
然而,不久之后,又宣布不考试诗赋,等于原先补的那些又作废了。
《礼部韵略》再执行,已是南宋绍圣年间的事儿,这又过去了一百多年。
从书的名字命名来说,真真正正叫《礼部韵略》的唯有这一部。
可以说,这部《礼部韵略》就是当时的《新华字典》。
现在的《新华字典》每版都不一样,旧版很快就消失了。
而正是这未经删减的最早版本,对现代人研究当时礼制体例的演变、相关音韵之间的关系,都能提供唯一依据。
也就是说,这本书里面的很多内容,都是后世版本所没有的。
这样一来,后人要想仿造,那就仿无可仿,除非你是臆造,也就是凭空想象着直接乱编。
但是,这么一部如同字典一样的书,你怎么编才能不漏破绽?
所以,到了此时,这部五本的礼部韵略,应该因为其记载的内容,而被认为是真正的宋刻本。
到了此时,还有鉴定的最后一步,那就是怎样判定这套典籍的“出身”?
要知道,就算是宋刻本,也是有着民间刻本和官刻本之分。
这可不一样,很显然,官刻本肯定更好,价值也更高。
只不过,不管是什么时候,民间的坊刻本都是最多的,留存下来的几率也更大。
比如之前在国内留存下来的那套,最终被认定属民间坊刻本。
而这一套,陈文哲怎么看,都不像是民间刻本,因为制作的太精良了。
还是那句话,不管是什么时候,坊间刻本,都不如官刻本精良。
最起码官刻本排版、印刷的更加专业,不会太粗糙,这就是民间刻本和官刻本的区别。
看第一本书,上面有着明显的官文。
当然,有这种官文,也不代表就是官刻本,只不过是有了一种可能。
陈文哲记得很清楚,之前那套礼部韵略藏书的主人,起初告诉众位专家的时候,就说那套书为北宋国子监官版。
理由是那套书卷目之上,留有官文。
其实那篇牒文,是在叙述丁度等奏进札子中的话语。
札子是古代一种公文,多用于上奏的文件,就是电视上演的那种东西。
尽管有这样的话“如可施行,送国子监印造颁行”。
但这只是丁度等,进呈书时的话,不能直接证明那一套书,就是北宋广韵刊修所的雕造。
再结合那套书装帧风格偏粗糙,且书中出现了好几种字体,很多专家认定,它不是所谓北宋国子监的官版,而属民间翻刻。
不过,由于是考试书的缘故,内容提供的还是权威官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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