游侠
侠——一种渗透于中国人血脉的精神。闻一多曾说“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,斗争着一个儒家,一个道家,一个土匪。”这个土匪就是“侠”。
从远古的执剑之族,到先秦的“国士”,“游侠”,侠义之道始生,游侠之立身扬名,靠的是结私交,讲义气,重然诺,轻生死,言必信,行必果,“不爱其躯,赴士之扼困”(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),而至两汉的豪侠,“权行州域,力折公侯”侠开始真正左右了中国的历史。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汉魏皇权对豪侠势力的摧残,侠义的发展可谓步履艰难。
说到三国的侠客,可以说,他是中国侠客历史的一个枢纽。
其导致的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乱世,犹如当年的战国时代,充斥着宫体与清谈,阴谋与屠杀,侵略与叛逆,使本已奄奄一息的专制社会居然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,并且萌生了新的活力。
三国的侠客存在方式,呈现出一个复杂的过度型形态。有早期武侠的回光返照,也有新形态的出现,有民间侠的重新活跃,也有豪强势力的沉渣泛起。
说说三国时代的侠客(1)——民间侠
两汉是豪侠的时代,他们“权行州域,力折公侯”,然而经过西汉三次对豪侠势力的大规模清洗,豪侠在他的历史舞台上已然开始走下坡路了。而经过东汉百余年的崇文厌武的文化氛围的压抑,到了唯晋时期,豪侠已无向时声势,而春秋之后阔别数百年的民间侠却又重新活跃起来。
三国中的魏国是有记载的民间侠最活跃的地方。魏的名将典韦早先就是陈留郡夷吾县的一名侠客。史书上说他“形貌魁梧,臂力过人,有志节任侠。”他为了替好友复仇,身藏匕首,只身闯入官吏李永家中,当场刺死李永夫妇,然后徐徐走出,追者百人,居然无人敢近。典韦“由是为豪杰所识”名重一时。
有类似侠行的三国名将还有太史慈等人。太史慈早年为小吏,曾因“怀刀截书”而“遁还通郡章”。“由是知名,而为州家所疾。”连当时的北海相孔融都“闻而奇之,数遣人讯问其母,并致饷遗。”
后来孔融为黄巾贼管亥所围,慈从辽东还,母谓慈曰:'汝与孔北海未尝相见,至汝行后,赡恤殷勤,过于故旧,今为贼所围,汝宜赴之。'慈留三日,单步径至都昌。时围尚未密,夜伺间隙,得入见融。
其为酬君子而单骑突围搬取救兵,端的是史迁笔下的游侠本色。
其余还有张邈,“少以侠闻,振穷救急,倾家无爱”;夏侯谆“曾杀辱师者复仇”;徐庶为友“借躯交报仇”杀人后白灰涂面,披发而走……
正是在这样一批任侠之士的推动下,侠风又逐渐在社会上蔓延。
其中,最著名的民间侠即为所谓的“汉唯间四大名侠”。
三国时期曹魏的《魏略》,被称为“巨细毕载”。书中特辟《勇侠传》,就记下了这四位侠客——孙宾硕,祝公道,杨阿若,鲍出。
他们之所以闻名遐迩,是因为其言其行全面恢复了昔日的侠义传统,有古游侠之风。孙宾硕曾在急难中冒死援救遭宦官迫害隐姓埋名的逃犯赵岐;鲍出尚节义,在土匪劫掠时,不但只身救出老母,还奋不顾身地解救邻居老妪;杨阿若曾单骑突围,搬兵诛杀豪强大姓——黄昂,震惊一时;祝公道更加,曾蹈险牢狱,解救出素昧平生的魏国名臣贾逵,不语而去,为一时所颂。
此四人的事迹在《三国志。魏书》中的《阎温传》有引魏略的详细介绍。
说说三国时代的侠客(2)——豪侠
三国时期,是个风云激荡的时代,不但春秋之后阔别数百年的民间侠重新活跃起来,两汉保受摧残的豪侠势力也如沉渣泛起,又得到了新的发展。
然而,因为其处于一种过度形态,新旧交替,杂然并存,故远比两汉豪侠的形态来得繁复。其间,有施爱尚义,有醇厚之风的志士,也有放纵末流,豪暴凌弱的恶霸。
而其中最为相通的一点,就是他们往往都是弃文就武的世家子弟。而其习武任侠又大多怀有政治野心,希望以此取得一定的政治资本。
东汉末年,乱象已现,对此有先见的上层社会成员开始重新对自己进行自我设计。其中,有曹操,张邈,袁绍,袁术等最为著名,他们结交豪侠,并非只图自保于乱世,而是弃文习武,好为侠行,以求在风云际会时有所作为。据说曹操“少机警,有权术,而任侠放荡,不治行业”曾私自进入权臣中常侍张让的室内,被发觉后手舞短戟越墙而出,追兵对他也无可奈何。
梢后,四海不宁,干戈纷扰,上流社会人物习武任侠更为普遍,三国中的吴将鲁肃,本是富家子弟,见天下大乱,便学击剑骑射,并招聚百名轻侠少年,成为一名豪侠首领。平时,借上山打猎的名义,暗中在深山进行军事训练,并加以严密的组织,形同军队。后来,便利用这之力量,保护族人移居江东。
曹操的族弟曹仁与此相类而更胜之,后来将手下的近千轻侠少年拉入了曹操的起事大军。
也有另一部分豪侠群体,因宗族关系举族筑堡聚居,豪侠头目即为坞堡的军事首领。许楮便是一例,他“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,共坚壁以御寇”。他曾将坞堡中的男女老少按军事方式严格组织起来,打退了万余土匪的攻击,“闻者皆畏惮之”。
而当时上流人物的习武任侠,则大都怀有政治野心。战乱和混乱的政局使得习武比饱学通经更易出人头地,因此他们的任侠,不过是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和途径。由于他们的大量涌入,极大地改变了武侠世界的结构和成分。
不得不说,他们才是三国时代“侠”的主角。
一、汉末游侠特点和兴起背景
1。复仇
“侠”的复仇之义古来有之,但其真正的彰显却是自汉代开始。
东汉时期标榜“孝道”,屡颁赦令,更是在社会道德与法令条例上都助长了这种为了实践“孝道”而复仇的风气。汉章帝时官修的《白虎通义》就有如此记载,“子得为父报仇者,臣子于君父,其义,一也。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,以恩义不可夺也”,其中将“孝子”与“忠臣”直接画上等号,等于从法律上认可了这种“侠”义式的复仇。有了道德上的认可和法律上的保障,是而一时间“侠”风大盛。
而复仇风气的普遍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。一是为了复仇养客杀人,二是因“复仇”而扬名天下,进而转变成豪居一方的地方豪强。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汉末仍然存在,如武威张绣,为上司报仇,“闲伺杀(曲)胜,郡内义之。遂招合少年,为邑中豪杰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张绣传》),这种因“义”或“孝”而引起的复仇方式,最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,从而进一步获取在乱世中立足的最初力量。
3。汉末“侠”开始出于豪强之家而非平民
较之于先前的“私剑”或是“任侠”,汉末游侠的组成和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。一是大姓世家子弟相继为侠,如董卓、袁术、袁绍、曹操、孙坚等人都是以贵胄公子而为侠的;二是在地方各拥部曲,形成侠客集团化的豪强,如济南刘节,“旧族豪侠,宾客千余家,出为盗贼,入乱吏治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司马芝传》),扬州“多轻侠狡桀,有郑宝、张多、许乾之属,各拥部曲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刘晔传》),临淮鲁肃,“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”③(《三国志·吴志·鲁肃传》)等,都具有相当的规模,虽不至拥兵自重,亦可称为势力广大,成为地方豪强,名噪一时。
而“侠”的概念也不仅仅流于刺客杀手或是豪侠,则是逐渐成为拉聚结交众人的一种方式,汉末著名的政论家荀悦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游侠的表述,他说:“立气势,作威福,结私交,以立强于世者,谓之游侠”,又说:“游侠之本,生于武毅,不挠久要,不忘平生之言,见危授命,以救时难而济同类,以正行之者,谓之武毅,其失之甚者,至于为盗贼也”(《前汉纪》卷一零)。由此可以看出,游侠阶层的本质在汉末已有异于前代,不再依附于人,而是“立强于世”,不再单独行动,而是“见危授命,以救时难而济同类”。这也就可以解释,为什么“侠”在汉末开始脱离平民而出于豪强之家。
。
二、汉末及三国时期游侠
1。群雄之侠
东汉末年,皇室昏庸吏治腐败,天下割据群雄并立。游侠之风作为自我立强的手段,在桓、灵二帝时,达到高潮。
有武威段颍,“少便习弓马,尚游侠,轻财贿,长乃折节好古学”(《后汉书·卷六十五·段颍列传》),后官至太尉;有陇西董卓,“少好侠,尝游羌中,尽与诸豪帅相结”(《三国志·魏志六·董卓传》)、“以健侠知名”(《后汉书·卷七十二·董卓列传》);有汝南袁绍,“公族豪侠”(《后汉书·卷六十八·许邵传》)、“不妄通宾客,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。又好游侠,与张孟卓、何伯求、吴子卿、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”(《后汉书·卷七十四·袁绍列传》注引《英雄记》);其弟袁术也“以侠气闻”(《三国志·魏志六·袁术传》)。群雄中的游侠者,不乏这些世家贵胄,公族子弟。
而后天下大乱之时,游侠中也不乏名者。东平张邈,“少以侠闻,振穷救急,倾家无爱,士多归之。太祖、袁绍皆与邈友。”(《三国志·魏志七·张邈传》);泰山王匡“轻财好施,以任侠闻”(《三国志·魏志一·武帝纪》注引《英雄记》)。此二人皆为当时游侠中的佼佼,“振穷救急”“轻财好施”,更是彰显了当世游侠“见危授命,以救时难而济同类”的特点。
而开三国基业的曹操、刘备、孙坚三人,亦与游侠关联颇深,详见后文,此处不再赘述。
由此可见不论是位极人臣的段颍、董卓,抑或声明显赫的张邈、王匡,再如雄踞一方的二袁及三国开国之祖,都与游侠颇有关联,充分说明了在当时,任侠少年已经普遍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处世手段和号召方式,甚至成为在乱世中立足的奠基和根本。
2。曹魏之侠
曹魏继承汉统,雄踞中原,历代多有侠风,加之魏武帝曹操本人在年少时,“任侠放荡,不治行业”(《三国志·魏志一·武帝纪》),是而侠风甚重。
曹魏集团内著名“侠士”列举如下:
江夏李通,“以侠闻于江、汝之间。与其郡人陈恭共起兵于朗陵,众多归之。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李通传》)。
谯国许褚,“诸从褚侠客,皆以为虎士。”④(《三国志·魏志·许褚传》)。
陈留典韦,“形貌魁梧,旅力过人,有志节任侠。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典韦传》)。
沛国史涣,“字公刘,少任侠,有雄气。太祖初起,以客从。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夏侯惇传》注引《魏书》)。
太祖从弟曹仁,“少好弓马弋猎。后豪杰并起,仁亦阴结少年,得千余人,周旅淮、泗之间。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曹仁传》)。
而在天下初定之后,又有谯郡嵇康,“尚奇任侠”⑤(《三国志·魏志·王粲传》);琅邪诸葛诞“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,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诸葛诞传》)。
由此可见,自立国之初至其将近灭亡,曹魏集团中始终能找到“侠”的踪迹,虽然其间意义不尽相同,但曹魏游侠的发展却在沉淀中渐渐明晰。
或许较之汉末“任侠”而处世结交,在魏国的发展中,“侠”的含义又积淀了新的内涵。它更多的开始指向一种对功业理想的追求或是潇洒处世的态度,从而渐渐转变为一种文化符号。曹植《白马篇》有言,“借问谁家子,幽并游侠儿。少小去乡邑,扬声沙漠垂。”,憧憬的是沙场建功,保家卫国的理想,是“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”的无畏精神;而曹丕《善哉行》中所说,“策我良马,被我轻裘。载驰载驱,聊以忘忧”,则多少体现了一种逍遥世外的纵情态度,放旷于世,潇洒自然。
文人雅士以“侠”为自己精神追求的目标,借以抒发理想和弘扬人性,“侠”的意义开始和当时的文坛气度建安风骨紧密相连。
3。蜀汉之侠
蜀地偏径,远离中原,少经动荡,是而侠风不兴,故蜀汉出名的游侠极少。但与曹魏相同的是,其开国之祖刘备,却是“好交结豪侠,年少争附之”(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)。
所以尽管蜀汉游侠极罕,却终究还是能多少窥得几位“侠者”的影子。
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注引《魏略》有载,颍川徐庶,“少好任侠击剑,中平末,尝为人报仇,白垩突面,被发而走,为吏所得,问其姓字,闭口不言吏乃于车上立柱维磔之,击鼓以令于市廛,莫敢识者,而其党伍共篡解之,得脱。于是感激,弃其刀戟,列疏巾单衣,折节学问”。这段记载了徐庶年少时为侠的文字,其间还真颇有点战国游侠的风骨气节。这恐怕是汉末三国时代最接近最初“游侠”意义的存在。
另一个有迹可循的人是吴班,他是吴壹的族弟“以豪侠称,官位常与(吴)壹相亚。”(《季汉辅臣赞·赞吴子远》)。虽然这里的“豪侠”和我们所谓的“游侠”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,在此却不妨录入,以免蜀汉侠士过为尴尬。
蜀汉因地处偏僻,与中原文化相交甚少,是以侠风不兴,但先主立国却仍旧与游侠阶层息息相关。
4。东吴之侠
三国历史相似的惊人,曹操刘备两位当世豪杰年少时都曾任侠轻狂,身为东吴开国之祖的孙坚想来也不例外,“历佐三县,所在有称,吏民亲附。乡里知旧,好事少年,往来者常数百人,坚接抚待养,有若子弟焉”(《三国志·吴志·孙破虏讨逆传》注引《江表传》),而正是这些侠义少年,后来成为了孙坚起家最初的基本力量。
东吴游侠不少,风格却与中原游侠略有不同,多以仁义好施为中心,如鲁肃著名的指斛相赠,尤其应当注意的是,后来鲁肃“见术无纲纪,不足与立事,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,南到居巢就瑜”(《三国志·吴志·鲁肃传》),同行的除了老弱,更有“轻侠少年”百余人。由此便可见得江南侠风之盛。
当然除却那些富贵人家的“好施之侠”,东吴也不乏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侠士,如巴郡甘宁,“少有气力,好游侠,招合轻薄少年,为之渠帅;群聚相随,挟持弓驽,负毦带铃,民闻铃声,即知是宁。”(《三国志·吴志·甘年传》)。直至成为东吴大将,甘宁好侠之气不改,“虽粗猛好杀,然开爽有计略,轻财敬士,能厚养健儿,健儿亦乐为用命。”(《三国志·吴志·甘宁传》)。想来当年甘兴霸百骑劫营之时,用的便是这群“健儿”,是以能以百余人退却曹魏数万大军⑥。
有意思的是,那位被甘宁一箭射杀的东吴猛将凌操,也是有名的侠士,《三国志·吴志·凌统传》记载“操轻侠有胆气,孙策初兴,每从征伐,常冠军履锋”。而其子凌统,亦“亲贤接士,轻财重义,有国士之风。”(《三国志·吴志·凌统传》)。
东吴为古山越之地,虽也地处偏僻,但较之于蜀地,民风剽悍,是以侠风盛于西蜀,然东吴之侠,多处于前期孙坚、孙策开疆拓土之时,所谓少年江东,便汇聚各种少年轻侠。而至孙权建国,侠少渐少,直至之后天下归晋,东吴政权内都再鲜有游侠踪迹。
二、汉末及三国游侠发展小议
纵观汉末三国,游侠逐渐向豪强化靠拢,成为区域集团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并随着魏晋门阀观念的加深而不断发展;而纵观魏蜀吴三国,东吴游侠之风盛于西蜀,曹魏又盛于东吴,曹魏游侠发展的导向则直接引导了后世游侠发展进程,使得传统游侠的含义,在汉末三国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和改观,趋于基本定型。从传统的“刺客之侠”“复仇之侠”或是“豪强之侠”开始转变为一种文化符号,用以寄托理想抒发壮志,而这一转变直至隋唐时期才得以完成。是以就算在盛唐之下的轻侠之风,亦会有着建安风骨的剪影。建安风骨渐而成为后世“侠义”的重要组分。
汉末三国时期,作为中国古代游侠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,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。而在这段数百年的纷繁历史中,游侠的身影也处处可见,他们创造甚至导向了历史,在整个汉末三国的历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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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远古的执剑之族,到先秦的“国士”,“游侠”,侠义之道始生,游侠之立身扬名,靠的是结私交,讲义气,重然诺,轻生死,言必信,行必果,“不爱其躯,赴士之扼困”(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),而至两汉的豪侠,“权行州域,力折公侯”侠开始真正左右了中国的历史。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汉魏皇权对豪侠势力的摧残,侠义的发展可谓步履艰难。
说到三国的侠客,可以说,他是中国侠客历史的一个枢纽。
其导致的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乱世,犹如当年的战国时代,充斥着宫体与清谈,阴谋与屠杀,侵略与叛逆,使本已奄奄一息的专制社会居然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,并且萌生了新的活力。
三国的侠客存在方式,呈现出一个复杂的过度型形态。有早期武侠的回光返照,也有新形态的出现,有民间侠的重新活跃,也有豪强势力的沉渣泛起。
说说三国时代的侠客(1)——民间侠
两汉是豪侠的时代,他们“权行州域,力折公侯”,然而经过西汉三次对豪侠势力的大规模清洗,豪侠在他的历史舞台上已然开始走下坡路了。而经过东汉百余年的崇文厌武的文化氛围的压抑,到了唯晋时期,豪侠已无向时声势,而春秋之后阔别数百年的民间侠却又重新活跃起来。
三国中的魏国是有记载的民间侠最活跃的地方。魏的名将典韦早先就是陈留郡夷吾县的一名侠客。史书上说他“形貌魁梧,臂力过人,有志节任侠。”他为了替好友复仇,身藏匕首,只身闯入官吏李永家中,当场刺死李永夫妇,然后徐徐走出,追者百人,居然无人敢近。典韦“由是为豪杰所识”名重一时。
有类似侠行的三国名将还有太史慈等人。太史慈早年为小吏,曾因“怀刀截书”而“遁还通郡章”。“由是知名,而为州家所疾。”连当时的北海相孔融都“闻而奇之,数遣人讯问其母,并致饷遗。”
后来孔融为黄巾贼管亥所围,慈从辽东还,母谓慈曰:'汝与孔北海未尝相见,至汝行后,赡恤殷勤,过于故旧,今为贼所围,汝宜赴之。'慈留三日,单步径至都昌。时围尚未密,夜伺间隙,得入见融。
其为酬君子而单骑突围搬取救兵,端的是史迁笔下的游侠本色。
其余还有张邈,“少以侠闻,振穷救急,倾家无爱”;夏侯谆“曾杀辱师者复仇”;徐庶为友“借躯交报仇”杀人后白灰涂面,披发而走……
正是在这样一批任侠之士的推动下,侠风又逐渐在社会上蔓延。
其中,最著名的民间侠即为所谓的“汉唯间四大名侠”。
三国时期曹魏的《魏略》,被称为“巨细毕载”。书中特辟《勇侠传》,就记下了这四位侠客——孙宾硕,祝公道,杨阿若,鲍出。
他们之所以闻名遐迩,是因为其言其行全面恢复了昔日的侠义传统,有古游侠之风。孙宾硕曾在急难中冒死援救遭宦官迫害隐姓埋名的逃犯赵岐;鲍出尚节义,在土匪劫掠时,不但只身救出老母,还奋不顾身地解救邻居老妪;杨阿若曾单骑突围,搬兵诛杀豪强大姓——黄昂,震惊一时;祝公道更加,曾蹈险牢狱,解救出素昧平生的魏国名臣贾逵,不语而去,为一时所颂。
此四人的事迹在《三国志。魏书》中的《阎温传》有引魏略的详细介绍。
说说三国时代的侠客(2)——豪侠
三国时期,是个风云激荡的时代,不但春秋之后阔别数百年的民间侠重新活跃起来,两汉保受摧残的豪侠势力也如沉渣泛起,又得到了新的发展。
然而,因为其处于一种过度形态,新旧交替,杂然并存,故远比两汉豪侠的形态来得繁复。其间,有施爱尚义,有醇厚之风的志士,也有放纵末流,豪暴凌弱的恶霸。
而其中最为相通的一点,就是他们往往都是弃文就武的世家子弟。而其习武任侠又大多怀有政治野心,希望以此取得一定的政治资本。
东汉末年,乱象已现,对此有先见的上层社会成员开始重新对自己进行自我设计。其中,有曹操,张邈,袁绍,袁术等最为著名,他们结交豪侠,并非只图自保于乱世,而是弃文习武,好为侠行,以求在风云际会时有所作为。据说曹操“少机警,有权术,而任侠放荡,不治行业”曾私自进入权臣中常侍张让的室内,被发觉后手舞短戟越墙而出,追兵对他也无可奈何。
梢后,四海不宁,干戈纷扰,上流社会人物习武任侠更为普遍,三国中的吴将鲁肃,本是富家子弟,见天下大乱,便学击剑骑射,并招聚百名轻侠少年,成为一名豪侠首领。平时,借上山打猎的名义,暗中在深山进行军事训练,并加以严密的组织,形同军队。后来,便利用这之力量,保护族人移居江东。
曹操的族弟曹仁与此相类而更胜之,后来将手下的近千轻侠少年拉入了曹操的起事大军。
也有另一部分豪侠群体,因宗族关系举族筑堡聚居,豪侠头目即为坞堡的军事首领。许楮便是一例,他“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,共坚壁以御寇”。他曾将坞堡中的男女老少按军事方式严格组织起来,打退了万余土匪的攻击,“闻者皆畏惮之”。
而当时上流人物的习武任侠,则大都怀有政治野心。战乱和混乱的政局使得习武比饱学通经更易出人头地,因此他们的任侠,不过是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和途径。由于他们的大量涌入,极大地改变了武侠世界的结构和成分。
不得不说,他们才是三国时代“侠”的主角。
一、汉末游侠特点和兴起背景
1。复仇
“侠”的复仇之义古来有之,但其真正的彰显却是自汉代开始。
东汉时期标榜“孝道”,屡颁赦令,更是在社会道德与法令条例上都助长了这种为了实践“孝道”而复仇的风气。汉章帝时官修的《白虎通义》就有如此记载,“子得为父报仇者,臣子于君父,其义,一也。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,以恩义不可夺也”,其中将“孝子”与“忠臣”直接画上等号,等于从法律上认可了这种“侠”义式的复仇。有了道德上的认可和法律上的保障,是而一时间“侠”风大盛。
而复仇风气的普遍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。一是为了复仇养客杀人,二是因“复仇”而扬名天下,进而转变成豪居一方的地方豪强。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汉末仍然存在,如武威张绣,为上司报仇,“闲伺杀(曲)胜,郡内义之。遂招合少年,为邑中豪杰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张绣传》),这种因“义”或“孝”而引起的复仇方式,最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,从而进一步获取在乱世中立足的最初力量。
3。汉末“侠”开始出于豪强之家而非平民
较之于先前的“私剑”或是“任侠”,汉末游侠的组成和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。一是大姓世家子弟相继为侠,如董卓、袁术、袁绍、曹操、孙坚等人都是以贵胄公子而为侠的;二是在地方各拥部曲,形成侠客集团化的豪强,如济南刘节,“旧族豪侠,宾客千余家,出为盗贼,入乱吏治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司马芝传》),扬州“多轻侠狡桀,有郑宝、张多、许乾之属,各拥部曲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刘晔传》),临淮鲁肃,“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”③(《三国志·吴志·鲁肃传》)等,都具有相当的规模,虽不至拥兵自重,亦可称为势力广大,成为地方豪强,名噪一时。
而“侠”的概念也不仅仅流于刺客杀手或是豪侠,则是逐渐成为拉聚结交众人的一种方式,汉末著名的政论家荀悦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游侠的表述,他说:“立气势,作威福,结私交,以立强于世者,谓之游侠”,又说:“游侠之本,生于武毅,不挠久要,不忘平生之言,见危授命,以救时难而济同类,以正行之者,谓之武毅,其失之甚者,至于为盗贼也”(《前汉纪》卷一零)。由此可以看出,游侠阶层的本质在汉末已有异于前代,不再依附于人,而是“立强于世”,不再单独行动,而是“见危授命,以救时难而济同类”。这也就可以解释,为什么“侠”在汉末开始脱离平民而出于豪强之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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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汉末及三国时期游侠
1。群雄之侠
东汉末年,皇室昏庸吏治腐败,天下割据群雄并立。游侠之风作为自我立强的手段,在桓、灵二帝时,达到高潮。
有武威段颍,“少便习弓马,尚游侠,轻财贿,长乃折节好古学”(《后汉书·卷六十五·段颍列传》),后官至太尉;有陇西董卓,“少好侠,尝游羌中,尽与诸豪帅相结”(《三国志·魏志六·董卓传》)、“以健侠知名”(《后汉书·卷七十二·董卓列传》);有汝南袁绍,“公族豪侠”(《后汉书·卷六十八·许邵传》)、“不妄通宾客,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。又好游侠,与张孟卓、何伯求、吴子卿、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”(《后汉书·卷七十四·袁绍列传》注引《英雄记》);其弟袁术也“以侠气闻”(《三国志·魏志六·袁术传》)。群雄中的游侠者,不乏这些世家贵胄,公族子弟。
而后天下大乱之时,游侠中也不乏名者。东平张邈,“少以侠闻,振穷救急,倾家无爱,士多归之。太祖、袁绍皆与邈友。”(《三国志·魏志七·张邈传》);泰山王匡“轻财好施,以任侠闻”(《三国志·魏志一·武帝纪》注引《英雄记》)。此二人皆为当时游侠中的佼佼,“振穷救急”“轻财好施”,更是彰显了当世游侠“见危授命,以救时难而济同类”的特点。
而开三国基业的曹操、刘备、孙坚三人,亦与游侠关联颇深,详见后文,此处不再赘述。
由此可见不论是位极人臣的段颍、董卓,抑或声明显赫的张邈、王匡,再如雄踞一方的二袁及三国开国之祖,都与游侠颇有关联,充分说明了在当时,任侠少年已经普遍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处世手段和号召方式,甚至成为在乱世中立足的奠基和根本。
2。曹魏之侠
曹魏继承汉统,雄踞中原,历代多有侠风,加之魏武帝曹操本人在年少时,“任侠放荡,不治行业”(《三国志·魏志一·武帝纪》),是而侠风甚重。
曹魏集团内著名“侠士”列举如下:
江夏李通,“以侠闻于江、汝之间。与其郡人陈恭共起兵于朗陵,众多归之。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李通传》)。
谯国许褚,“诸从褚侠客,皆以为虎士。”④(《三国志·魏志·许褚传》)。
陈留典韦,“形貌魁梧,旅力过人,有志节任侠。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典韦传》)。
沛国史涣,“字公刘,少任侠,有雄气。太祖初起,以客从。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夏侯惇传》注引《魏书》)。
太祖从弟曹仁,“少好弓马弋猎。后豪杰并起,仁亦阴结少年,得千余人,周旅淮、泗之间。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曹仁传》)。
而在天下初定之后,又有谯郡嵇康,“尚奇任侠”⑤(《三国志·魏志·王粲传》);琅邪诸葛诞“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,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诸葛诞传》)。
由此可见,自立国之初至其将近灭亡,曹魏集团中始终能找到“侠”的踪迹,虽然其间意义不尽相同,但曹魏游侠的发展却在沉淀中渐渐明晰。
或许较之汉末“任侠”而处世结交,在魏国的发展中,“侠”的含义又积淀了新的内涵。它更多的开始指向一种对功业理想的追求或是潇洒处世的态度,从而渐渐转变为一种文化符号。曹植《白马篇》有言,“借问谁家子,幽并游侠儿。少小去乡邑,扬声沙漠垂。”,憧憬的是沙场建功,保家卫国的理想,是“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”的无畏精神;而曹丕《善哉行》中所说,“策我良马,被我轻裘。载驰载驱,聊以忘忧”,则多少体现了一种逍遥世外的纵情态度,放旷于世,潇洒自然。
文人雅士以“侠”为自己精神追求的目标,借以抒发理想和弘扬人性,“侠”的意义开始和当时的文坛气度建安风骨紧密相连。
3。蜀汉之侠
蜀地偏径,远离中原,少经动荡,是而侠风不兴,故蜀汉出名的游侠极少。但与曹魏相同的是,其开国之祖刘备,却是“好交结豪侠,年少争附之”(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)。
所以尽管蜀汉游侠极罕,却终究还是能多少窥得几位“侠者”的影子。
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注引《魏略》有载,颍川徐庶,“少好任侠击剑,中平末,尝为人报仇,白垩突面,被发而走,为吏所得,问其姓字,闭口不言吏乃于车上立柱维磔之,击鼓以令于市廛,莫敢识者,而其党伍共篡解之,得脱。于是感激,弃其刀戟,列疏巾单衣,折节学问”。这段记载了徐庶年少时为侠的文字,其间还真颇有点战国游侠的风骨气节。这恐怕是汉末三国时代最接近最初“游侠”意义的存在。
另一个有迹可循的人是吴班,他是吴壹的族弟“以豪侠称,官位常与(吴)壹相亚。”(《季汉辅臣赞·赞吴子远》)。虽然这里的“豪侠”和我们所谓的“游侠”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,在此却不妨录入,以免蜀汉侠士过为尴尬。
蜀汉因地处偏僻,与中原文化相交甚少,是以侠风不兴,但先主立国却仍旧与游侠阶层息息相关。
4。东吴之侠
三国历史相似的惊人,曹操刘备两位当世豪杰年少时都曾任侠轻狂,身为东吴开国之祖的孙坚想来也不例外,“历佐三县,所在有称,吏民亲附。乡里知旧,好事少年,往来者常数百人,坚接抚待养,有若子弟焉”(《三国志·吴志·孙破虏讨逆传》注引《江表传》),而正是这些侠义少年,后来成为了孙坚起家最初的基本力量。
东吴游侠不少,风格却与中原游侠略有不同,多以仁义好施为中心,如鲁肃著名的指斛相赠,尤其应当注意的是,后来鲁肃“见术无纲纪,不足与立事,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,南到居巢就瑜”(《三国志·吴志·鲁肃传》),同行的除了老弱,更有“轻侠少年”百余人。由此便可见得江南侠风之盛。
当然除却那些富贵人家的“好施之侠”,东吴也不乏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侠士,如巴郡甘宁,“少有气力,好游侠,招合轻薄少年,为之渠帅;群聚相随,挟持弓驽,负毦带铃,民闻铃声,即知是宁。”(《三国志·吴志·甘年传》)。直至成为东吴大将,甘宁好侠之气不改,“虽粗猛好杀,然开爽有计略,轻财敬士,能厚养健儿,健儿亦乐为用命。”(《三国志·吴志·甘宁传》)。想来当年甘兴霸百骑劫营之时,用的便是这群“健儿”,是以能以百余人退却曹魏数万大军⑥。
有意思的是,那位被甘宁一箭射杀的东吴猛将凌操,也是有名的侠士,《三国志·吴志·凌统传》记载“操轻侠有胆气,孙策初兴,每从征伐,常冠军履锋”。而其子凌统,亦“亲贤接士,轻财重义,有国士之风。”(《三国志·吴志·凌统传》)。
东吴为古山越之地,虽也地处偏僻,但较之于蜀地,民风剽悍,是以侠风盛于西蜀,然东吴之侠,多处于前期孙坚、孙策开疆拓土之时,所谓少年江东,便汇聚各种少年轻侠。而至孙权建国,侠少渐少,直至之后天下归晋,东吴政权内都再鲜有游侠踪迹。
二、汉末及三国游侠发展小议
纵观汉末三国,游侠逐渐向豪强化靠拢,成为区域集团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并随着魏晋门阀观念的加深而不断发展;而纵观魏蜀吴三国,东吴游侠之风盛于西蜀,曹魏又盛于东吴,曹魏游侠发展的导向则直接引导了后世游侠发展进程,使得传统游侠的含义,在汉末三国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和改观,趋于基本定型。从传统的“刺客之侠”“复仇之侠”或是“豪强之侠”开始转变为一种文化符号,用以寄托理想抒发壮志,而这一转变直至隋唐时期才得以完成。是以就算在盛唐之下的轻侠之风,亦会有着建安风骨的剪影。建安风骨渐而成为后世“侠义”的重要组分。
汉末三国时期,作为中国古代游侠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,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。而在这段数百年的纷繁历史中,游侠的身影也处处可见,他们创造甚至导向了历史,在整个汉末三国的历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
(非原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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