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千三百一十六章赛官窑
水下发掘古沉船,现在肯定不能完全依靠人工,一些简单的工作,可以交给机器来做。
所以,最初几天,水下的队员们,绝大部分时间在打“水炮”。
打水炮,就是用高压水枪,冲开覆盖沉船的坚实海泥。
此时,队员们还从容不迫,等待浊水漂去时也好整以暇准确开工。
但是发掘到第10天以后,情况急转直下。
每次使用气泵抽泥之后,他们都焦虑难耐,因为泥流使得一切都模湖不清。
水下探索中的气泵,相当于田野考古中的手铲,没有它就难以使工作向下方延伸。
如今队员们,却不得不经常性地放弃掉它。
在漫长的盲人摸象式的考察过程中,队员们发现沉船残长14米,残宽3米,残高1米,甲板以上缺失,头部和尾部缺失。
除此之外,收获并不多,毕竟陈文哲不想打捞整艘沉船。
再说,这条船被破坏的十分严重,他只是需要一些特定的部位,用来研究一下。
特别是驾驶舱、还有就是货仓的一些关键部位。
当然,要想获得准确位置的船体,也是不容易的。
因为这艘沉船原本清晰划分的舱位,在能见度下降后,也难以重新找到。
直到发掘到四十天前后,能见度才终于有所恢复,摄影、绘图等工作得以比较正常地进行。
这时,机器可以全力启动,瓷器也就可以大规模打捞。
当一个水平层面的瓷器出水后,“探方”调查继续,摄影、摄像、测绘,新一轮的发掘程序再次启动。
青花瓷器,始终是这艘沉船的焦点所在。
流传在我国考古界的一句俗话是,“一艘船十个墓”。
船舱容积的无可匹敌,代表着文物数量种类的蔚为大观。
没有人能回避得了,文物的经济价值,要知道高启静他们在这艘船上的收获,可是拿提成的。
虽然提成比例很小,但是架不住收获大啊!
到发掘工作阶段性结束时,包括刚开始收获的一些康熙青花大盘,总共又打捞出水了1287件文物。
随着瓷器的陆续出水,鉴定工作也依次展开。
这部分瓷器,大部分瓷器属青花类,它们色泽优雅,胎质匀实。
虽然无官窑款识,但陈文哲能确定这些都是康熙年间景镇民窑精品。
这一日,适逢一年中最勐烈的天文大潮期间,队员对沉船周围各个区域,进行了抽泥和清理,测绘出新的数据。
发掘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,他们的计划是查看沉船的船底形状,并清理船周围所有淤泥中的散落文物。
这一天,在“东六区”,一片埋藏在泥沙深处的木箱,被打了开来。
里面装在的是“克拉克瓷”,而且已经发现,就立即打捞出水。
只是这一次,就发现了几摞完好无损、绘有花朵植物图桉的花口青花大瓷盘。
这些大盘口对口,或底对底紧密摆放,显然维持着300多年前装船时的原始姿态。
由于这块区域海底泥沙比较坚实,队员们先清除上面的泥沙和周围的杂物,然后分步骤慢慢取出了55件青花瓷盘。
出水后,陈文哲发现,这些瓷盘上所绘图桉,为地中海地区的花卉植物,而非我国瓷器传统图桉中的本土花卉。
据此推断,这是一批跟碗礁一号发现的克拉克瓷相差不大的瓷器,也肯定是由欧洲商人特别定做的瓷器。
克拉克瓷也就是我国青花瓷器在欧洲的叫法,其实专指这种深得欧洲王公贵族喜爱的外销瓷。
除了这批克拉克瓷之外,沉船中还出水了一些筒花觚、高足杯。
这些瓷器,均按照欧洲习惯,加有盖子,甚至还有一只精巧的欧式的餐桌小花瓶。
在发现大批完好瓷器之后,随着更大分为的挖掘开始,队员们又发现了几个埋在泥沙当中的硕大的青花瓷罐。
出水后发现,其中一个瓷罐高约60厘米,为康熙年间最为流行的“将军罐”。
这只将军罐上绘有装满鲜花的花篮,并有一个“福”字,按照我国瓷器的寓意命名,为“万花献瑞”款式。
另外两个瓷罐,一个为青花瓷罐,一个为五彩瓷罐,均为图桉精美的瓷器佳作。
也许是因为藏在木箱之中,也许是因为又被泥沙掩埋,反正出水的瓷器,大多数瓷器都光洁如新。
看着一间间瓷器,陈文哲笑了起来。
这样的情况,十分少见,但是并不是没有。
比如先前说的碗礁一号沉船,其上就打捞上来一大批崭新的瓷器。
跟这一次的情况相同,如果流失的部分瓷器,进入了古玩市场。
你要说是海捞瓷,还是古董,这在市场上,肯定是不被认可的。
最起码,一些普通买主,最初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康熙年间的东西,因为看上去太新了。
不过可惜的是,由于一些五彩瓷器的釉彩分布与青花瓷器相反,为釉上彩,即色彩被描绘在釉层外面,经过300多年的海水浸泡,已经永久性地失去了光彩。
当然,也有好事,经过陈文哲初步统计,他们发现的这一千多件瓷器,数量虽然不算太多,但是器型很多。
经过初步统计,总共发现有50多种器型,100多种纹饰。
陈文哲在鉴定后认为,全部瓷器来自景镇。
其中50%左右的器物,采用高质量的高岭土烧制而成,工艺水平并不亚于官窑。
这绝对不简单,因为就算是在清代康熙时期,全部使用高质量高岭土烧制的瓷器也不多。
更何况,当年的官窑生产任务很重,哪里有可能生产出瓷器之后,卖给外国人?
事实上由于生产能力不够,当时的御窑厂,为了完成宫廷交付的任务,他们也有向一些民窑,定做某些瓷器。
然后加上官窑的款识,当做官窑器上供。
这足以说明,部分民窑的生产质量,并不输给官窑。
当然,代表官窑的还是其使用的优质高岭土,这个才是根本。
这一批次的瓷器,陈文哲认为不输于官窑,就是因为这一点。
因为从一些遭受破坏的瓷器上,可以看出其内的胎土很不简单。
一件绘着和官窑相似龙纹的瓷器,隐约证明了这一点。
如果说这一批瓷器,不是官窑器,而是民窑出品,那就能说明很多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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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,最初几天,水下的队员们,绝大部分时间在打“水炮”。
打水炮,就是用高压水枪,冲开覆盖沉船的坚实海泥。
此时,队员们还从容不迫,等待浊水漂去时也好整以暇准确开工。
但是发掘到第10天以后,情况急转直下。
每次使用气泵抽泥之后,他们都焦虑难耐,因为泥流使得一切都模湖不清。
水下探索中的气泵,相当于田野考古中的手铲,没有它就难以使工作向下方延伸。
如今队员们,却不得不经常性地放弃掉它。
在漫长的盲人摸象式的考察过程中,队员们发现沉船残长14米,残宽3米,残高1米,甲板以上缺失,头部和尾部缺失。
除此之外,收获并不多,毕竟陈文哲不想打捞整艘沉船。
再说,这条船被破坏的十分严重,他只是需要一些特定的部位,用来研究一下。
特别是驾驶舱、还有就是货仓的一些关键部位。
当然,要想获得准确位置的船体,也是不容易的。
因为这艘沉船原本清晰划分的舱位,在能见度下降后,也难以重新找到。
直到发掘到四十天前后,能见度才终于有所恢复,摄影、绘图等工作得以比较正常地进行。
这时,机器可以全力启动,瓷器也就可以大规模打捞。
当一个水平层面的瓷器出水后,“探方”调查继续,摄影、摄像、测绘,新一轮的发掘程序再次启动。
青花瓷器,始终是这艘沉船的焦点所在。
流传在我国考古界的一句俗话是,“一艘船十个墓”。
船舱容积的无可匹敌,代表着文物数量种类的蔚为大观。
没有人能回避得了,文物的经济价值,要知道高启静他们在这艘船上的收获,可是拿提成的。
虽然提成比例很小,但是架不住收获大啊!
到发掘工作阶段性结束时,包括刚开始收获的一些康熙青花大盘,总共又打捞出水了1287件文物。
随着瓷器的陆续出水,鉴定工作也依次展开。
这部分瓷器,大部分瓷器属青花类,它们色泽优雅,胎质匀实。
虽然无官窑款识,但陈文哲能确定这些都是康熙年间景镇民窑精品。
这一日,适逢一年中最勐烈的天文大潮期间,队员对沉船周围各个区域,进行了抽泥和清理,测绘出新的数据。
发掘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,他们的计划是查看沉船的船底形状,并清理船周围所有淤泥中的散落文物。
这一天,在“东六区”,一片埋藏在泥沙深处的木箱,被打了开来。
里面装在的是“克拉克瓷”,而且已经发现,就立即打捞出水。
只是这一次,就发现了几摞完好无损、绘有花朵植物图桉的花口青花大瓷盘。
这些大盘口对口,或底对底紧密摆放,显然维持着300多年前装船时的原始姿态。
由于这块区域海底泥沙比较坚实,队员们先清除上面的泥沙和周围的杂物,然后分步骤慢慢取出了55件青花瓷盘。
出水后,陈文哲发现,这些瓷盘上所绘图桉,为地中海地区的花卉植物,而非我国瓷器传统图桉中的本土花卉。
据此推断,这是一批跟碗礁一号发现的克拉克瓷相差不大的瓷器,也肯定是由欧洲商人特别定做的瓷器。
克拉克瓷也就是我国青花瓷器在欧洲的叫法,其实专指这种深得欧洲王公贵族喜爱的外销瓷。
除了这批克拉克瓷之外,沉船中还出水了一些筒花觚、高足杯。
这些瓷器,均按照欧洲习惯,加有盖子,甚至还有一只精巧的欧式的餐桌小花瓶。
在发现大批完好瓷器之后,随着更大分为的挖掘开始,队员们又发现了几个埋在泥沙当中的硕大的青花瓷罐。
出水后发现,其中一个瓷罐高约60厘米,为康熙年间最为流行的“将军罐”。
这只将军罐上绘有装满鲜花的花篮,并有一个“福”字,按照我国瓷器的寓意命名,为“万花献瑞”款式。
另外两个瓷罐,一个为青花瓷罐,一个为五彩瓷罐,均为图桉精美的瓷器佳作。
也许是因为藏在木箱之中,也许是因为又被泥沙掩埋,反正出水的瓷器,大多数瓷器都光洁如新。
看着一间间瓷器,陈文哲笑了起来。
这样的情况,十分少见,但是并不是没有。
比如先前说的碗礁一号沉船,其上就打捞上来一大批崭新的瓷器。
跟这一次的情况相同,如果流失的部分瓷器,进入了古玩市场。
你要说是海捞瓷,还是古董,这在市场上,肯定是不被认可的。
最起码,一些普通买主,最初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康熙年间的东西,因为看上去太新了。
不过可惜的是,由于一些五彩瓷器的釉彩分布与青花瓷器相反,为釉上彩,即色彩被描绘在釉层外面,经过300多年的海水浸泡,已经永久性地失去了光彩。
当然,也有好事,经过陈文哲初步统计,他们发现的这一千多件瓷器,数量虽然不算太多,但是器型很多。
经过初步统计,总共发现有50多种器型,100多种纹饰。
陈文哲在鉴定后认为,全部瓷器来自景镇。
其中50%左右的器物,采用高质量的高岭土烧制而成,工艺水平并不亚于官窑。
这绝对不简单,因为就算是在清代康熙时期,全部使用高质量高岭土烧制的瓷器也不多。
更何况,当年的官窑生产任务很重,哪里有可能生产出瓷器之后,卖给外国人?
事实上由于生产能力不够,当时的御窑厂,为了完成宫廷交付的任务,他们也有向一些民窑,定做某些瓷器。
然后加上官窑的款识,当做官窑器上供。
这足以说明,部分民窑的生产质量,并不输给官窑。
当然,代表官窑的还是其使用的优质高岭土,这个才是根本。
这一批次的瓷器,陈文哲认为不输于官窑,就是因为这一点。
因为从一些遭受破坏的瓷器上,可以看出其内的胎土很不简单。
一件绘着和官窑相似龙纹的瓷器,隐约证明了这一点。
如果说这一批瓷器,不是官窑器,而是民窑出品,那就能说明很多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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